在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的历史上，2002年4月16日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Alain Cribier及其团队在法国鲁昂大学医院为一名患者植入了第一个经导管主动脉瓣。然而，TAVI的故事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候，主要是由其创造者Henning Rud Andersen教授（丹麦奥胡斯大学医院）的聪明智慧和顽强不息的精神所推动。
为纪念第一个瓣膜成功植入20周年，被许多人视为“TAVI之父”的Andersen向《心血管新闻》讲述了他对早期经导管瓣膜的开发，几十年来将该技术付诸实践的使命，他认为TAVI的下一步发展方向以及他对新晋医生发明家的建议。
Henning Rud Andersen
故事始于1989年。Andersen当时正在美国凤凰城参加一个介入会议，他在会上看到了球囊扩张支架的开发者Julio Palmaz的报告，当时他第一次想到了使用球囊扩张装置经皮植入心脏瓣膜的想法。Andersen回忆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想法突然出现了，我花了一秒钟的时间来思考‘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技术，用球囊和支架来建造一个金属框架的心脏瓣膜’。”
从美国回来后，Andersen开始了他的主动脉瓣原型的研究工作，尽管他承认，当时这被认为是一个离奇的概念。“当我回到教授那里，告诉他我有这个想法时，他说我疯了。但他也告诉我要试一试。”同事们对他实现这一想法的前景也不太乐观。因此，Andersen在没有资金或行业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了概念验证阶段的瓣膜研究工作。
他说：“我做的是一个金属支架，里面有一个瓣膜。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产品，有一个金属支架，有一个可折叠的瓣膜，还有一个球囊，”这个概念与今天仍在使用的球囊扩张瓣膜基本一致。“当我在外面做报告时，我仍然指着坐在那里的工程师说‘你们在过去30年里到底做了什么，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该器械的最初实验涉及对成年猪的植入，通过腹膜后入路进入腹主动脉。1989年5月1日，在他最初萌生这个想法不到三个月后，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个这样的植入手术。在第一次成功手术后，Andersen进行了一系列的植入手术，试图完善该手术。
“在进行了五到十次动物植入后，我完全确信这将是介入心脏病学的一场革命，”Andersen说，“当然，我被拒绝了很多年，但我当时的信念是，这将是一项会发展的技术，并且会存在很多年。”
尽管他自己很有把握，这也促使他投资专利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获得资金来发展这个想法，但要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成功概念可以变成今天的变革性手术，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他最初试图发表他早期研究的结果，但遭到了几家知名期刊的拒绝，最终在1992年被《欧洲心脏杂志》接受发表，但距离故事开始已经过去了三年多。
在最初发表后，1992年在美国新奥尔良举行的第65届美国心脏协会(AHA)科学会议上，Andersen展示了一张学术壁报，尽管Andersen承认这个想法当时并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尽管他觉得同事们对这一概念的价值认识得很慢，但Andersen已经从加州的斯坦福外科技术公司(SST)获得了一些资金支持。尽管为了发展他的研究，Andersen与SST合作了多年，但他表示，他的努力已经陷入停顿，该公司转而选择专注于开发一种侵入性较低的外科主动脉瓣置换(SAVR)技术。
Andersen表示，当这个想法引起强生公司前开发总监Stanton Rowe的注意时，就预计到它会迅速发展，Stanton Rowe代表公司获得了Julio Palmaz开创的冠状动脉支架的许可，而Julio Palmaz是Andersen开创TAVI想法的最初火花。当Rowe看到这个想法的价值时，他成立了经皮瓣膜技术公司(PVT)，与包括Marty Leon和Alain Cribier在内的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实现这一概念。该公司获得了此瓣膜设计的许可协议，该协议后来于2004年被爱德华兹生命科学公司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见下图：几个回形针+缝线+瓣膜的设计外观）。
Andersen意识到，就在PVT获得许可的那一刻，它才得以腾飞。“他(Stanton Rowe)制定了大约2000万美元的预算，开始实现我的想法。我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开始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进行所有的技术工作，”Andersen回忆说。
在Cribier的带领下，在巴黎进行进一步的动物实验，并得到了从美国赶来的Leon的支持。2002年，Cribier完成了第一次人体TAVI手术时，Andersen自己的故事又回到了起点。事实上，Andersen的故事还在继续，他自己的父亲在2011年86岁时，由于严重的症状性主动脉狭窄接受了TAVI，并继续活了九年。
Andersen回忆道：“我父亲因为主动脉狭窄差点死了。他住在城外，有一个小农场，但他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个由他在奥胡斯的同事进行的手术，但Andersen认识到了他的创新在延长他父亲的生命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他一直活到了95岁，在他的余生中，他的心脏没有任何症状，”他说。“他生活得很好。通常我不会说是我救了我父亲的命！虽然我经常被问到这件事，但我从未声称我做到了！”
Andersen说，他仍然在关注这项技术的发展，并为自己在该领域的贡献感到自豪。他说：“这是我的孩子，我创造了他，现在他已经长大了，已经十几岁了。他是一个强壮的青少年，他将会越来越成熟。”
他认为，首先在手术风险极高的患者中扩大TAVI的应用范围，然后再扩大到低风险人群，这是正确的方法。他评论说：“我们从心脏外科医生不愿为他们提供治疗的非常脆弱且年迈的患者开始TAVI。这是一个正确的开始，因为要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未经证实的手术，也许所有的植入器械在六个月后就会毁损了。这一点没人能未卜先知。”
在结束对话时，Andersen引用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关于范式转换的一句话。“如果一个创新还不够荒唐，那么它就没有希望了。”他说，这恰恰适用于TAVI的发展历史。
参考文献
Cardiovascular News. “TAVI was my baby, now it is a teenager”［EB/OL］. https://cardiovascularnews.com/henning-rud-andersen-tavi-interview/
供稿：李心晴
审校：庄晓峰
审核专家：张宇辉
